本篇是陈忠孝口述历史的第三篇，也是最后一篇。从陈忠孝同志的讲述中，我们也可以了解那段历史，了解事物发展的因果，了解历史前进的规律。从这一角度讲，陈忠孝同志口述的内容，不只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，且能给后人巨大的启示，非常有史料价值，值得大家仔细观看和思索。

  我到东北打的第一仗是1946年3月兴隆岭战斗。我那时是在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2师4团当通信班长。这个编制就为了不改变4团的名字。

  新一军先头部队一个加强连占领了兴隆岭，上级决定要消灭敌人。二营去打。打了一夜没打下来。天亮后副师长来了，一看敌人一个连，我们一个营，打了一夜没打下来，就说：“这个仗你们怎么打的？”

  坐不住了，亲自赶来询问。副师长叫何东生，外号“毛猴子”。我从来没见到过“猴子”这么老实。何东生向汇报。我在边上，他们对话我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  说：“猴子，你这个仗是怎么打的？敌人一个加强连，我叫你派一个营，打了一夜，你到哪里睡觉去了？到现在还没打下来。”

  何东生说：“怎么打的？敌人一个连，我放了一个营，我还加了一个山炮营，我这么多兵力对付敌人一个连还对付不了，那算啥？”

  说：“我不是说你派兵不对，是说你打法错了。敌人一个加强连，火力比我们强，我们一个营的火力也不比他这个连强，但是你手里还有家伙。”

  说：“你手里还有炮兵！他这个加强连的火力再强，但没炮兵，顶多有一个迫击炮。你手里有山炮营，敌人一个加强连，你把山炮营架上去，几发炮弹就摧毁了。你怎么打的？”

  毛猴子就把他的山炮营弄上来，对着敌人加强连猛轰，把敌人打垮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来了，对何东生说：“说说看，你这个仗为什么前面打不下来，现在打下来了？”何东生说：“我手里有一个东西没用。”说：“你手里还有啥东西没用？”何东生说：“我还有山炮营没用。”说：“对了！现代化战争你不用炮，你打什么仗？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嘛。”

 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，觉得他很清秀，瘦瘦的，也很和蔼，但是又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。我确信这个人可信、很会动脑子。

  所有的人对打仗很信服，比如他在打仗以前，一个礼拜什么事都不做，就是看地图。他要把作战地区的地图看得滚瓜烂熟。打仗的时候哪个师哪个时间在啥地方，他都清清楚楚。他要求每个师每两个小时报告一次位置，没有人敢不执行。所以他获得了东北人民全体指战员的信任，这可是了不起的力量。

  我们在兴隆岭战斗中俘虏了两三百个兵，缴获了大炮、步枪、重机枪和轻机枪。我们一向优待俘虏，对俘虏进行阶级教育。

  我们首先向他们说清楚，社会上的人是怎么分工的，向他们指出的部队很复杂，一部分是农民，一部分是杂牌军来的。而咱们的部队绝大多数都是清一色是农民、工人，所以我们这两支部队，代表着不同的阶级。

  军俘虏听完了以后哇哇哇地叫，他们过去从来没听说过，这才知道是自己人打自己人。我们马上宣布：现在咱们都平等了，你们愿意回家的回家，根据路途远近发给你们路费；愿意参加就参加，欢迎你们来。

  这么一宣布，他们又哇哇哇地叫：“我们打了这么多仗是为蒋介石打的，我们要当。”他们直接领着枪参加战斗。

  当时我们也在注意他们的行为，但是未曾发现异常。他们军事素质好，但是在战术运用上没什么特长。我们刚开始感觉到他们的技术条件不错，比我们强，但是当他的装备都到我们手里时，他就变弱了。

  这些俘虏打仗也很英勇。那边人很奇怪：这些人被俘后怎么变强了？俘虏也在疑问，怎么在我不想打，一当打仗少了都不过瘾？这其中的关键是第一课，就是阶级教育，讲清楚为谁当兵为谁打仗，一讲以后俘虏马上就变了。

  第一次打四平是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，占领了四平后我们打他。第一、二次打四平很简单，战斗出手很快，结束也很快。第三次是进攻，我们在城里打了半个月，伤亡很大。

  那次我当指导员，脑后面中了一块弹片，我都没有下战场，一直打到结束。我身上有五块弹片，这是若干次集中起来的，其中四平就是一次。

  在抗战时，我打了一百多次仗，多次受伤，其中最重的一次，是1941年我们过陇海路南下援助新四军时受的伤。我脑袋负伤后，其他的都不要紧，主要影响到我看书。看书超过一小时就会头痛。

  第四次打四平的时候，我们在北山居高临下，打下去后，战斗就结束了。这次我基本上没有开枪就解决了，因为蒋介石的军队处于下坡，已经没有大的抵抗力了。

  四战四平我们在战术运用上有问题。四平市是在北山控制下的一个城市，先占领北山就能把全城控制住，不能占领北山就很难打四平。所以为什么三战四平我们没打下来，就是这一个要害的地方我们没占领。

  召集38军、27军来谈话，在哈尔滨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，总结完了回去准备再打。回来了以后是有名堂的，那时候是冬天，松花江封冻，来去自由，我们发动了六次攻势。后来松花江开冻了，有人反对继续进攻，说“松花江要开冻了，现在去了还能回来吗？”有人说：“我就是不想回来。”上面决定打，这一次出去，就真的没有回来，一下就把四平拿下了。

  那次战斗结束以后俘虏了大概五万多人，解放了四平。四平的敌人跑到了沈阳，我们又把沈阳包围了，就这样一步一步把军压缩到一起。

  最后在东北的部队差不多还有50多万人。我们部队进攻沈阳，解放是在1948年11月2号。那时敌人自己打败了来投降，他们的炮兵团长把部队集合好了在那等着。我一进沈阳城，他就来报告我：“长官，我的部队集合好了，等你去讲话。”我其实只是个营级干部，虽然我的官职没有他大，可是我是胜利者呀！

  在东北我还没觉得困难，有衣服、粮食和羊皮大衣，皮大衣上面有个皮领，下面还有一个皮绑带，前排有扣来保暖。武器也比关内好，因为日本鬼子的仓库到了我们手里，都是日式的装备。

  四野的士气非常高。开始口号就是“消灭敢于向我们进攻的军”。我们到东北地区打仗，有一个控制东北的三字方针叫“等、忍、狠”。等是要等各解放区向东北调部队；忍是开始我们的部队没到齐，的飞机把部队运去了，这时候敌人处于优势，一个个城市都被他占据，我们部队没到，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要防范敌人，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忍；狠是到我们的主力到齐了，我们一打就是狠打，一打就是消灭战、歼灭战。

  我们是1948年11月4号深夜从营口进关，先占领蓟县，包围北平，占领机场。

  傅作义当时有三条路可走，一条可以去西北和马步芳联合起来进行抵抗；一条是从天津登船南逃江南；一条就是退守北京。

  我们的对策是先把天津占领，你从海上跑没希望了；又把张家口占领，你想通过绥远和西北马步芳联合起来也没有希望了；北平被包围了，是他自己来呢，还是我们打呢，中央考虑还是叫他自己来。傅作义的部队在张家口，我们解放了北平，包围了张家口，打下了绥远。

  我们南下经过河南安阳、湖北石门，从沙市渡江。我们一过江，蒋介石已无力量去抵抗了。他想依靠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力量来抵抗一阵。

  渡江战役中，敌人的炮弹击中了我们部队渡江的小船，一船的同志都牺牲了。但是我们打过去以后，敌人没有抵抗就跑了。这是战争的最后，有时候不可预测。那时候两广有敌人五个军，结果我们过去没有受到顽强抵抗。衡宝战役是从湖南芷江开始打起，一直打到南海海边。我第一次打到海边，感觉很舒服，整个国家我都打遍了。

  衡宝战役以后解放海南岛，但是我没去。我的部队驻扎在雷州半岛海边上负责运输。兄弟部队攻下了海南岛，渡海战斗结束。后来，我们都驻扎到了河南信阳。

  1950年10月以前，国内战争结束了，38军是主力部队，首先进入机动位置。

  我们到了河南，先要解决上海粮食问题。那时候上海资产阶级急急忙忙控制粮食，占领上海没有粮食吃。陈毅当市长，他说：“占领的地方没粮食吃，我来看看怎么回事。”在开座谈会时，他说：“你们都报报还有多少粮食？”谁也不敢说实话，也不敢不说实话，他们都知道群众闹的厉害，这个会一半是实一半是假，结果把上海的粮食弄清楚了。他说要想个办法把资产阶级和奸商打垮，我们不是有部队嘛，把27军、38军都调到上海周围驻扎，让部队从各地向上海送粮。

  1950年以西线军全军参加向上海运粮，这个规模不算小。我们一出兵就是几百石粮食，用独轮车、手推车和马车往上海运粮。我记得大家向上海运粮很积极，连干部都推小车，全团出动，无一例外。营长、教导员也是一人一辆车。

  我那时候是营教导员，积极参加推小车往上海送粮食。资产阶级提高粮食价格，我们把粮食卖给资产阶级，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。过了没有几天，他不买了。资产阶级很快看出毛病了，说占领全国收了多少粮食，我们占领上海能要多少，你跟他斗最后的结果还是得垮。之后资产阶级不敢再买，群众中很有趣的人问：“你该不会是没钱了？”他们说：“是真的没钱了。”这样上海的粮食问题就解决了。

  1950年10月我们从河南西线出发直奔东北，渡过鸭绿江到了朝鲜，和美帝国主义为首的16个国家在朝鲜较量了三年半。

  我以前一直在东北地区作战，所以没感觉到朝鲜的冷，就感觉朝鲜的物价实在太便宜。我们都是在东北装备好了出去，所以不管冬天还是夏天，没有感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。

  龙源里战斗是最恶的一仗，是扭转整个朝鲜战局的战役。龙源里为什么这么重要，敌人西线十万人的退路有两条，一条是三所里，一条是龙源里。当时总部有一个规定，38军要切断敌人西线十万人的退路，就地消灭，不准逃跑一个。38军338团占领的位置就是三所里，337团占领龙源里，结果把敌人的四个师挡住了——美军逃跑的是2个师，增援的也是2个师。

  我这个营在龙源里占领了要害位置，纵深不过一千多公尺。我把要害地形控制在手，用少数部队防御，主力集中反击，这样敌人四个师来攻没有成功。

  西线军把他们退路切断，惊慌失措，全线动摇，想拼命逃跑。我们在那里打了两个昼夜，全歼敌人。我们抓的俘虏中有大量的美军，还有英军、土耳其军和法军等等。最后有一部分俘虏还是逃跑了，我们跟着追击到“三八线月，我和杨曼真在朝鲜战场结婚。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我没时间想谈恋爱的问题。那时候部队结婚有条件，规定团以上干部可以结婚，没有年龄限制；营以上干部三十岁才可以结婚，我也不符合条件。

  1953年7月我们从朝鲜回国。我回国以后，被安排去写38军战史，结果我还没有来得及准备，上级叫我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。1954年我到了军事学院基本系三期，先学了四年，其间于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。

  我毕业后，留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，干了12年。后来我写报告申请调离学校。政委说：“培养一个教员可不容易，不同意你的申请。”我就这么留在军事学院。

  的时候，南京军事学院受到的冲击很厉害，当时院长是张震和王平。无锡主力军造反派跑到军事学院来捣乱，军事学院的人看不下去，拿着救护营的枪起来反抗。无锡人一看这学校不简单，就撤走了。

  但是正常上课是不可能了。当时毛主席问了一句话：“说说军队院校有多少？”汇报说：“111所。”因为军校太多，回来就把学校统统撤了。

  后来中央决定不准冲，所以就没人敢再冲。军事学院解散后，1970年我回到38军，当时的军长是李光军。我先后当113师政委和112师师长。1981年调回南京高级步校。1986年离休，享受正师级待遇。